开会时总监把方案书摔在桌上的闷响，让我突然想起二十岁那年的雨季。那时我住在城中村的顶楼，每逢暴雨，铁皮屋顶就像被几百个醉汉轮流捶打。我在那样的夜晚写过三十七封求职信，其中三十六封始终躺在草稿箱——最后寄出的那封，偏偏漏掉了最关键的第二页。
上周三在6号线地铁里遇见初恋。她牵着小女孩的手，无名指上有枚银杏叶造型的婚戒。我想告诉她，当年书桌右边抽屉最里层，那个装着九十九封情信的饼干盒，到现在还锁在我老家的樟木箱里。可列车刚好驶入隧道，黑暗吞没了所有声响，只留下车窗倒影中我翕动的嘴唇。
母亲葬礼前一天，我发现了她床头柜里的抗癌药瓶。保质期显示这些药在她去世前半年就已备好。药瓶底下压着皱巴巴的纸条，写着"别告诉小宝，他刚升主管"。我站在漫天纸钱纷飞的灵堂前，终于明白那年她为何总在我加班时，突然打来问些电视遥控器之类的琐事。
街角早餐铺收摊时，蒸笼缝隙溢出的白雾总让我想起父亲戒烟那年，他躲在阳台偷偷吞吐的烟圈。其实我早该发现，那些烟圈消散的轨迹，和他后来病历上肿瘤的扩散路径惊人地相似。如今我每天路过肿瘤医院门口，总要数够十七步才敢呼吸——这是他当年从诊室走到大门口的距离。
昨夜整理旧物，翻出1999年的高考志愿表。原来在"调剂与否"那栏，我勾选的是"不同意"。当年班主任举着电话在走廊喊我名字时，我正把玩着一张去深圳的长途车票。隔着二十年时光回望才惊觉，人生最锋利的匕首，往往裹在看似最柔软的机遇里。
